孙馨迪｜2025年10月初刊 · 2026年修订
本文初版于2025年10月发表于小红书，累计获得37.3万次浏览、3.5万次点赞、5,500条评论及6,700次转发与收藏。
原帖于2026年8月被平台封禁。本文为作者重新修订的个人网站版本。
男色消费的幻象：女性凝视、欲望商品化与性别权力的再生产
从 Magic Mike 中的男性脱衣舞表演，到中国游乐园中受到女性游客追捧的男性 NPC，再到乙女游戏与人工智能恋爱伴侣，男性身体与理想化男性形象正日益成为面向女性的商业文化产品。“男色经济”与“女性凝视”的流行，似乎宣告着一种新的性别关系：女性不再只是被观看、被选择和被欲望的对象，也开始以消费者的身份观看、选择和欲望男性。
然而，消费关系中的位置转换，是否意味着性别权力关系的相应逆转？当男性身体成为被观看和消费的对象时，女性是否因此获得了与男性对等的欲望表达权、身体自主权与社会话语权？
本文所质疑的并非女性消费男性形象这一现象本身，也并非女性在商业化的亲密幻想中获得情感满足的真实性，而是将这种消费能力直接等同于女性主体性解放的解释框架。
女性获得了消费男性形象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她们同时获得了决定欲望如何被生产、呈现与满足的权力。
一、被允许的观看：女性凝视的社会合法性
“女性凝视”的兴起通常被理解为对传统视觉文化中男性观看主体地位的挑战。当男性身体成为视觉消费的对象，女性似乎从被动的观看对象转变为主动的欲望主体。然而，这种对观看位置的理解，容易将视觉关系中的角色转换等同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改变。
Laura Mulvey（1975）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提出的男性凝视，并非简单地指男性观看女性的行为，而是揭示经典叙事电影如何通过影像组织、观看位置与叙事结构，将男性塑造为主动的观看主体，将女性塑造为承载视觉快感的对象。其批判对象不是观看行为本身，而是观看关系如何通过特定的文化形式被组织，并与既有的性别权力结构发生联系。
由此，女性观看男性身体，并不能仅凭观看方向的逆转就被认定为男性凝视的对称性反转。我们仍然需要追问：谁决定男性身体应当以何种形式被展示？哪些欲望被允许进入公共文化？女性能够选择的对象、情节与互动方式，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既有商业机制与性别规范的限制？
以 Magic Mike 为例，男性脱衣舞者的身体被呈现为女性欲望的对象，女性观众则获得了公开观看和消费男性身体的机会。但影片中的男性身体并不只是被动接受观看的对象，它也可以通过力量、技巧、表演能力与自我展示，被塑造为具有吸引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
这并不意味着男性表演者不会遭受身体客体化或劳动剥削，而是说明，身体的可视化与商品化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权力的丧失。同样，女性成为男性身体的消费者，也不必然意味着她们已经获得了与男性对等的社会权力。
更重要的是，女性凝视的社会合法性并不只取决于女性是否能够观看男性，还取决于她们以何种身份、何种语气和何种理由表达这种观看。
在某些商业娱乐语境中，女性对男性身体的欲望可以通过调侃、娱乐和群体性的玩笑获得表达空间。对男性 NPC 的追捧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轻松的游客互动，对男性身体的欣赏可以被包装为姐妹之间的娱乐话题，而女性作为欲望主体的直接表达，却仍然可能受到关于羞耻、端庄与性别角色的社会规范约束。
这揭示了一种值得进一步考察的矛盾：女性可以通过商业娱乐的形式公开表达欲望，但这种表达的合法性，有时恰恰依赖于它不被完全当作一种严肃的主体诉求。
女性被允许“玩笑式地渴望”，却未必被允许以主体身份欲望。
这里的问题不是娱乐性的欲望表达不够真实，也不是女性必须以严肃的方式表达欲望才能获得主体性。玩笑本身同样可以成为女性主动探索、协商和表达欲望的方式。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当女性的欲望不再以玩笑、娱乐或消费的形式出现，而是转化为对现实亲密关系、身体自主权与社会规范的明确要求时，它是否仍然能够获得同等程度的承认？
因此，女性凝视的批判性意义，不能仅仅通过女性是否能够观看男性来衡量，而需要进一步考察这种观看关系是否改变了女性表达欲望、获得社会承认与参与决定亲密关系的具体条件。
二、温柔的顺从：商业化亲密关系中的女性主体性
在中国游乐园的男性 NPC 互动、乙女游戏与人工智能恋爱伴侣等商业文化形式中，女性消费者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选择权与互动空间。她们可以选择理想化的男性形象，参与预设的浪漫情节，并通过付费获得特定的情感体验。
这些消费形式为女性欲望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表达渠道。与传统异性恋叙事中女性等待被选择的角色相比，女性消费者能够主动接近、选择甚至拒绝特定的男性形象。
然而，消费中的主动选择并不等于对选择条件的自主决定。
女性被邀请进入欲望的舞台，却依然没有掌控灯光的权力。
男性 NPC 的互动方式受到角色设定、表演规范与商业运营的组织；乙女游戏中的浪漫关系由人物设计、叙事分支与互动机制构成；人工智能恋爱伴侣的回应则受到模型设计、平台规则与商业服务条件的影响。女性能够在这些系统内部进行选择，却未必能够决定系统本身如何定义理想男性、浪漫关系与情感满足。
这种商业化的亲密关系往往以一种特殊的男性形象为中心：温柔、体贴、能够回应女性的情感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女性消费者的选择。
这种形象可以构成对传统男性气质的重新想象，也可以为女性提供探索其他亲密关系形式的机会。但它同时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当男性角色的温柔、顺从与情感回应由商业系统预先设计时，女性获得的究竟是对亲密关系的自主决定权，还是对一套预设关系模式的消费权？
在这里，温柔与顺从并不天然意味着控制。问题在于，角色表面上的顺从可能与系统层面的控制同时存在：消费者可以决定角色如何回应自己，却无法决定哪些回应能够被提供、哪些情感需求可以被满足，以及互动关系将在何种条件下终止。
商业系统可以通过提供温柔而顺从的男性形象，维持其对亲密关系生产条件的控制。
这种控制并不必然来自男性角色本身，而是存在于设计角色、组织互动与规定消费条件的商业机制之中。
Zhang 与 Li（2026）对中国乙女游戏女性玩家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商业化亲密幻想中的矛盾经验。研究讨论了女性玩家如何在理想化的浪漫幻想与现实中的性别期待之间进行协商，以及她们对这些幻想所包含的性别规范可能产生的复杂态度。
这意味着，女性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商业系统提供的亲密关系模式。她们可以享受某种幻想，同时拒绝其中的部分性别规范；可以接受男性角色提供的情感满足，却不必认同这种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全部含义。
因此，对商业化亲密关系的批判不能以否定女性具体的情感体验为前提。一个人完全可能清楚地意识到某种亲密关系是剧本化的，却仍然从中获得真实的愉悦、安慰与情感满足。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体验是否真实，而在于它们如何被组织为可购买、可重复并能够持续产生经济价值的商业服务。
当女性的欲望被承认为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消费需求时，这种承认究竟扩大了女性自主表达欲望的空间，还是主要扩大了商业系统组织和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
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商业文化既可能为女性提供探索欲望的机会，也可能将这种探索限制在能够被商品化的形式之内。
三、欲望的商品化：从情感满足到资本积累
“男色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女性欲望日益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消费对象。男性身体、浪漫幻想与情感互动被组织为可以出售的文化产品，而女性的观看、选择与情感投入则成为推动消费的重要动力。
Eva Illouz（2007）在《冷亲密：情感资本主义的形成》中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现代情感生活之间的相互渗透。情感并非仅仅存在于市场之外的私人领域；亲密关系的理解、表达与实践，也与经济交换、消费文化及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发生联系。
这一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超越将商业化亲密关系简单理解为真实情感与虚假商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并不需要先消除情感的真实性，才能将情感转化为经济价值。相反，情感投入本身就可以成为商品吸引力、消费持续性与市场扩张的重要条件。
在男性 NPC 互动、乙女游戏与人工智能恋爱伴侣等商业文化形式中，女性购买的是特定的表演、影像、互动服务或情感体验，而这些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仍然受到企业、平台、劳动关系及市场竞争的组织。
因此，消费行为所赋予的选择权，与决定商品生产条件的权力之间，存在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差异。
例如，女性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游戏道具、解锁剧情或参与付费互动，获得更加个性化的浪漫体验。然而，角色如何被设计、哪些情感需求能够转化为付费服务、互动关系能够持续到何种程度，仍然受到商业系统的安排。
女性对浪漫关系的期待与情感投入由此成为可以持续创造经济价值的资源。
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资本能够完全决定女性的欲望，也不意味着消费者只是被动接受商业系统提供的意义。女性可以主动选择、重新解释甚至拒绝既有的商品叙事。然而，个体在消费过程中的主动性，并不能自动消除其所处的商业关系。
这正是男色消费所呈现的核心矛盾：女性欲望的公共可见性与商业价值不断提高，但这种可见性和商业价值的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女性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身体自主权或制度性话语权。
当女性的欲望被转化为一种可以盈利的市场需求时，市场对这种欲望的承认，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对女性主体性的承认。
消费能力的扩大，与决定消费关系如何被组织的权力，并不是同一回事。
四、幻想与现实：女性如何重新解释自己的欲望？
如果说商业化亲密关系为女性提供了探索欲望的空间，那么这些经验如何进入现实生活，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女性可以在乙女游戏中选择理想伴侣，却仍然在现实亲密关系中面对不平等的情感劳动；可以在游乐园中主动表达对男性角色的欲望，却仍然受到现实生活中有关女性性欲表达的社会规范约束；也可以通过付费获得理想化的情感回应，却未必能够在现实关系中获得同等程度的尊重、理解与自主决定权。
然而，商业化的亲密幻想与现实性别关系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
Zhang 与 Li（2026）关于中国乙女游戏玩家的研究，为理解女性如何协商浪漫幻想、性别期待与现实亲密关系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女性既可能从游戏中的理想化关系获得情感满足，也可能对其中的性别规范产生质疑，并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形成复杂的理解。
因此，对男色消费的批判不应停留在判断女性是否受到商业文化的操纵，而需要进一步考察她们如何理解自己的消费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参与她们对现实亲密关系的解释。
当一位女性享受某种理想化的男性形象，却同时意识到它所体现的性别期待时，她并不必然需要在接受与拒绝之间作出完全一致的选择。
她可以认可一种情感体验所提供的满足，同时拒绝将这种体验所包含的全部性别规范作为现实生活的准则。
这一矛盾并非女性主体性不足的证明，而是理解女性如何在既有社会关系中协商自身欲望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由此，研究的问题也发生了转变：我们不再仅仅追问女性是否通过消费获得了主体性，而是进一步考察，她们如何借助既有的文化形式理解自身欲望，如何在不同的解释之间进行协商，以及这些理解又如何进入后续的表达与行动。
结语：谁拥有组织欲望的权力？
“男色经济”的兴起，揭示了女性欲望在当代消费文化中日益增长的可见性与商业价值。然而，女性能够消费男性身体，并不意味着既有的性别权力关系已经发生逆转；女性能够购买理想化的亲密体验，也不意味着她们已经获得了决定现实亲密关系如何被组织的权力。
商业文化可以扩大女性表达欲望的空间，同时将这些欲望转化为可供消费的商品。女性可以在其中获得真实的愉悦与情感满足，也可以对其所提供的性别叙事进行质疑、协商与重新解释。
因此，问题不在于男色消费究竟是真实的解放还是虚假的幻象，而在于我们为何如此容易将消费关系中的位置变化，理解为社会权力关系的改变。
女性被邀请进入欲望的舞台，获得了观看、选择和消费男性形象的机会。但舞台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她们已经掌握了灯光、剧本与演出的规则。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女性能否在既有的商业形式之外表达自己的欲望？她们能否拒绝被预先规定的亲密关系模式？她们又能否参与改变那些决定欲望如何被理解、呈现与满足的社会关系？
女性主体性的实现，不能仅仅通过她们被允许消费什么来衡量，更需要追问：谁拥有定义、组织与解释女性欲望的权力？
参考文献
Illouz, E. (2007).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Mulvey, L. (1975).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Screen, 16(3), 6–18.
Zhang, H., & Li, H. (2026). Perfect love or illusory hope? Female players’ ambivalent fantasies concerning Chinese otome games.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